| 从“方俗语词”到“数字文明”：南京大学文学院破解古籍“活态密码”引学界震动
真正的抵达，往往是从一个微不足道的缝隙开始的。南京大学文学院程方舒研究员团队近日在《中国社会科学》2026年第三期刊发的研究成果，就像一束突然打在尘埃里的光，把古籍里那些沉睡千年的“方俗语词”照得通透。不是简单的考据，不是机械的释义，这个研究团队干了一件让古典学界和数字人文领域都绷紧了神经的事情——他们用一种近乎“文化基因测序”的方法，让古籍里那些散落的方言、习俗和俚语，竟然“活”了过来。一时间，国内外十几个顶尖高校的学者开始频繁引用这篇论文，北大、复旦甚至日本京都大学都发出了邀请，希望南大团队去做专题报告。这到底是一份什么样的研究，能让一向节奏缓慢的古典学术圈，突然沸腾成这样？
古籍里的“活态密码”：是文本，更是文明的血肉
很多人对古籍研究的印象，还停留在老学究戴着眼镜翻泛黄书页的画面，觉得那是一件离我们的生活太远的事情。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读唐诗宋词，总能感受到那种穿越千年的情绪共鸣？读到“人生得意须尽欢”，会心头一热；读到“十年生死两茫茫”，会鼻头发酸。可为什么一读到古代一些民间契约、地方志里的方言描述，就完全摸不着头脑了？因为那些“方俗语词”，才是当时人们生活中最真实的“活态语言”。它们不是被文人修饰过的雅言，而是带着泥土气息、市井烟火气的日常交流。
程方舒团队的研究，恰恰瞄准的就是这些被传统训诂学长期“边缘化”的词语。他们的核心发现是：这些看似“不入流”的方俗语词，实际上储存了大量关于古代社会结构、日常生活、甚至隐性权力关系的信息。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把正统文献比作古代文明的“骨架”，那么这些散落在浩如烟海的方志、笔记、竹简里的方俗语词，就是包裹在骨架上的“血肉”。没有血肉，骨架只是一具冰冷的标本；有了血肉，历史才能真正呼吸。
这项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只是做文献内部的对勘，而是引入了“文本社会学”的视角。团队梳理自唐至清近两千种文献，发现了一些极其惊人的规律。比如，某些表示“交易”的方言词汇，在不同朝代、不同地域的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语境，竟然与当时该地区的商业繁荣程度、甚至税收政策有高度相关性。换句话说，语言的变化，直接反映的是社会经济的脉动。这个发现，把语言学、历史学和经济学串联了起来，难怪有学者感叹：“这哪里是研究词语，这分明是在做古代社会的‘田野调查’。”
学界震动：为何是“活态”而不是“文献”？
如果你以为这只是一次学术界的内部狂欢，那就太小看它的意义了。真正让同行感到“震撼”的，是南大团队提出的“活态文献”理论。南京大学数字人文实验室与文学院联手，建成了一个名为“古籍活态语料库”的数据库。他们没有停留在传统的“检索—比对—归类”模式，而是引入了一套算法，用于分析词汇在文本传播过程中的“变异流变”。这听起来很技术，但本质很简单——他们抓住了语言的“生命感”。
语言不是死的，它和生物一样，会生长、迁徙、交融甚至消亡。举个例子，团队在研究宋代“茶”相关的方俗语词时发现，同样是“点茶”这个词，在汴京的文献里可能代表着一种高雅的待客礼仪，但在江南集市上的契约里，它几乎等同于“交易中介费”。同一个词汇，在不同社会阶层、不同使用场景中，承载的意义天差地别。过去的学者往往会倾向于将这种差异归为“讹误”或“歧义”，但南大团队的解释是：这恰恰是语言的“活态特征”——它在适应不同的社会功能时，自然生发出了不同的语义光谱。
这个观点提出后，最先在古典文献学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有研究者直言，这挑战了传统训诂学中追求“本义”的终极目标。因为如果语言本身就是流动的、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生命形态”，那么跳出“死”的文献，转向“活”的语用，才更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北京大学中文系梁典教授在2026年4月的一次学术沙龙上评价道：“这不是方法的改良，是范式的革新。它让做古籍的人、做数字人文的人、做社会学的人，第一次坐在了同一张桌子上讨论问题。”研究发表后的两个月内，相关论文在知网的下载量已突破3.8万次，而引用它的文章，不仅来自文史哲领域，甚至出现在社会学、经济史乃至传播学的课题研究中。一个经典的文科成果，居然撬动了如此广泛的学科对话，这在近年来的学术生态中实属罕见。
从“字缝”看“烟火”：南大团队的“降维打击”法
很多人会好奇，这支团队究竟用了怎样的“法宝”，能从那些冷僻生涩的词语里挖出宝藏？答案藏在他们的研究路径里。程方舒团队并没有脱离文献学的基本功，恰恰相反，他们的优势在于将传统的“小学”功夫与前沿的数据思维做了极度精巧的结合。
比如说，他们在研究唐代“西市”相关文献时，发现了一个极其生僻的术词“打人”。在通俗的理解中，这大概是一种暴力行为。但团队对不同墓葬文书的对比分析，结合西市的地理位置、当时坊市管理制度的变化，还原出这个“打人”实际上是当时西市小商贩之间一种特殊的“互助帮垫”行为，类似于现在的“众筹”或“拆借”。这种在主流文献中完全找不到记载的民间金融词汇，就这么被从一个不起眼的词语“字缝”里抠了出来。读到这个案例的时候，我感到一种奇妙的震撼——原来千百年前的老百姓，他们的生计冷暖、他们的互助温情，竟然就隐藏在这些被我们忽视的字眼里，像化石一样沉睡了千年，就等着被读懂的人唤醒。
而让这种“唤醒”成为可能的，是南大团队建立的一套“语境拓扑”模型。他们不单单看一个词，而是看这个词出现在什么样的文章结构里、出现在哪些类别的文献里、其前后搭配的词汇又是哪些。他们发现，“打人”这个词，在契约文书、账目登记、日常信件这三类文本中出现的概率和语义倾向完全不同。契约文书中偏向“借贷”，信件中偏向“求助”，账目中偏向“分账”。这种精细到几乎“像素级”的解构，让原本死寂的文字，像一夜之间被注入了灵魂，自己开口讲起了唐代市井的家长里短。在这种逻辑下，做古籍研究不再像是在故纸堆里翻找残片，更像是在打开一个尘封多年的声音记录仪，听古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讨论着柴米油盐和人情世故。
这不仅仅关乎“古籍”：古典学术的未来何在？
我们不妨把视线拉得远一些。南京大学文学院这次的成果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广泛的关注，除去学术本身的价值，还在于它触动了当下知识界一个普遍的焦虑：在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狂飙突进的2026年，传统的文科研究，尤其是古典研究，它的不可替代性在哪里？是不是只要训练一个足够强大的大模型，就能把所有古籍“吃透”？
南大团队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回应。他们不仅没有在数字洪流中迷失，反而借助数字工具，反哺了古典研究的深度。程方舒研究员在2026年5月接受《中华读书报》专访时说了一段特别有力量的话：“技术给了我们放大镜，但真正需要被‘看见’的，是那些藏在文字褶皱里，连古人自己都觉得不值一提的生活智慧。”这种视角，让古典研究从“仰望星空”的宏大叙事，收回到“脚踏实地”的民间烟火。
从行业现状来看，这种研究范式正在悄然改变古典学科的生存生态。过去，考生和家长在选择专业时，往往会因为“古典文献学”听着像“冷板凳”而敬而远之。但南大这次的研究，让公众看到古典研究完全可以拥有理工科式的实证精神和逻辑美感，甚至还能带来类似“考古发现”般的惊喜感和故事感。一位名为“落木无声”的网友在学校论坛留言：“看完这篇论文的解读，我第一次觉得，那些我不认识的字，可能比任何一部小说都有故事。”这种来自普通读者的共鸣，或许才是古典研究真正的“活水之源”。
文章写到这里，我不禁觉得，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散佚的词汇，其实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它们曾经是某人嘴边的抱怨，是某次交易里的争执，是某个异乡人在陌生街头的喃喃自语。它们沉默着，等着今天的人，用新的眼光去发现。程方舒团队敲开的这扇门，门内是词语，门外，就是我们自己正在经历的这个时代。面对那些尚未被解密的、正静静地躺在某部泛黄古籍角落里的词语，你难道不想知道，它们还藏着多少属于我们祖先的秘密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