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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洮师范喜迎建校五十周年培养数万优秀教育人

五秩芳华育桃李,薪火相传铸师魂——临洮师范建校五十周年:数万教育人才的摇篮

2026年的金秋,当第一缕阳光洒在临洮师范的梧桐大道上,校园里那棵五十年前种下的雪松已经需要三人合抱。五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黄土坡,第一批师范生扛着锄头平整操场,在煤油灯下誊写教案。如今,校史馆里泛黄的毕业照上,那些年轻的面孔早已两鬓斑白,但他们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正站在甘肃乃至全国的中小学讲台上,把“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六个字刻进一代代孩子的心里。

这所学校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做了一件事:让教育的光芒照进最偏远的角落。

五十年,一所学校如何成为陇上教育的“黄埔军校”

临洮师范的起点,远没有今天看起来的那么光鲜。1976年建校时,首批学生只有120人,教室是土坯房,教材是老师们手刻油印的。但就是这样的条件,第一届毕业生中有37人主动申请到甘南、定西的乡村小学任教。2026年学校发布的《毕业生发展白皮书》显示,五十年来累计培养师范生3.8万人,其中72%扎根在县级以下教育岗位,超过4000人担任了乡镇中心校校长或教导主任。在甘肃基础教育领域,每8名骨干教师中就有1名来自临洮师范——这不是巧合,而是一代代人用脚步丈量出来的教育版图。

去年在临洮县龙门镇,我遇到一位叫王德全的老校长,他1979年毕业,在村小教了41年书。他的学生里有考上清华的,有成为省特级教师的,还有两个回到母校当了老师。“我们那时候没有多媒体,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但教出来的孩子不差。”他指着教室墙上“乐教爱生”的标语,“这是咱们的校训,你走到哪个学校,只要看到这四个字,就知道是临洮师范出来的。”

从三尺讲台到万千星辰——那些走出去的教育者改变了什么

如果你走进临洮师范的校友长廊,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墙上挂着的不是校领导,而是普通毕业生的故事。1985届的刘玉玲,在渭源县最偏远的峪岭小学任教34年,用一台旧录音机给孩子们放英语磁带,带出了全县第一个英语中考满分学生;2002届的张明辉,放弃省城的工作机会,回到母校当了20年班主任,他的班级连续15年高考升本率超过90%;2010届的马小燕,现在是陇南市特教学校的校长,她带着老师们用手语翻译了全套小学教材。

这些故事之所以被记录,是因为学校相信:教育的本质不是培养了多少“名人”,而是让每一个普通教师都能找到光芒。据校友会2025年底的不完全统计,临洮师范毕业生中获得国家级、省级优秀教师称号的超过600人,担任特级教师或正高级职称的有87人。更让人动容的是,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个“一天走十几里山路家访”的清晨,是“把自家口粮分给留守学生”的黄昏,是“趴在炕沿上批改作业”的夜晚。

泥土里的芬芳:与乡村教育同呼吸的五十年

临洮师范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始终没有切断与土地的连接。当很多师范院校热衷于“城市化”时,这所学校坚持把教育实习基地设在乡镇,每个师范生必须完成一学期的乡村支教才能毕业。2026年的数据显示,近五年毕业生中,有63%选择了特岗教师或“三支一扶”项目,他们去的地方往往连快递都到不了。

这种“向下扎根”的底气,来自学校的课程设计——除了教育学、心理学,每个学生都要学乡土文化、农作物常识,甚至基本的急救和农具使用。“不是要把老师当成全能保姆,而是让他们懂得,乡村教育不是城里教育的‘低配版’,它有自己独特的生命逻辑。”教务主任在去年的教学研讨会上说过一句话我至今记得:“一个教农村孩子的老师,如果连节气都不懂,怎么讲春天的课文?”

下一个五十年:当数字化浪潮遇上师范传统

今年春天,学校新建的智慧教学中心投入使用,VR课堂、AI备课系统成为新标配。但让人意外的是,同步成立的还有一间“粉笔字传承工作室”——老教师手把手教年轻人写板书,每周三下午雷打不动。“技术再先进,黑板上那一笔一划的温度是替代不了的。”负责这项工作的李国栋老师已经65岁,退休后被返聘回来,他说:“机器能生成标准答案,但生成不了老师看着孩子眼睛时的那个微笑。”

站在五十年的节点上,临洮师范面临新的考题:如何让年轻教师既会用平板电脑,又能蹲在田埂上跟家长唠家常?学校给出的答案藏在今年的新生录取通知书里——随通知书寄出的,还有一本《甘肃乡村教育田野调查》,封面上印着建校时第一任老校长的话:“师范生,就是要在泥土里开出花来。”

五十年前,第一批毕业生扛着行李走向大山深处时,校长在校门口送行,只说了四个字:“好好教书。”五十年后,当新一代师范生再次出发,他们听到的仍然是这四个字。简单,有力,像黄土高原上吹过千年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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